南洋处处有段古

               南洋厂狠抓质量的历史故事

    从广州南洋电器厂到广州南洋电器有限公司，几十年来，每届领导都十分重视产品质量，广大职工也为改进质量不断努力，将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说起南洋人重视质量还有段“古”。

    南洋厂从维修小作坊发展成综合电器设计制造厂后，产品质量保持在在二等品，大家觉得很不容易了。有一次，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在有四十个重点企业参加的会议上对南洋厂提出了批评：“南洋厂的产品性能虽然好，但样子难看，老是二等品。”

    陶铸同志的讲话令全体南洋人震动很大，大家强烈要求厂领导一定要想方设法制造出一等品。工人们说：“只要拿出样板来，我们一定能生产出一等品。”

    于是，从厂领导到工人，大家群策群力，逐个产品逐个工艺进行整改。1964年，全厂同时开展了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企业管理两个大会战，使包括电风扇在内的一批产品达到一等品，一举摘掉“老是二等品”的帽子。两个大会战期间，上级号召干部半天工作半天深入一线参加劳动，广大干部积极响应，深入一线与工人们共同奋战。技术科副科长区坤到元件二组参加劳动时，帮助班组开展了十几项技术革新。技术员马光弟到电镀组参加劳动时，帮助班组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工艺规程。模具车间副主任陆福祥干脆搬到班组，日夜和工人们奋战在一起。党委书记凌扬也把行李搬到职工集体宿舍，班后与职工促膝谈心，他还带头搞宿舍卫生，与工人们贴得更近了，受到工人们的好评。

    这年3月，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亲率市委政策研究工作组到南洋厂蹲点调查，先期到南洋厂开展调查研究的市委组织部工作组和机电局工作组。王德来厂后，对三个工作组实行统一领导，朱森林、邹尔康等同志是工作组成员。工作组总结了南洋厂两个大会战的经验并向市委报告。市委认为南洋厂的经验值得各企业借鉴，于5月23日发文，（64市委字108号）《市委批转市委南洋电器厂工作组<关于南洋电器厂以革命化为纲组织“两个会战”的情况报告>》，市委批示说：“南洋电器厂这个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的做法也是好的，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具有普遍性，特发各厂作参考。”

    1964年5月11日的《羊城晚报》，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南洋电器厂制出一等品》为题进行了报道。

    对于这次大会战，后来任市委书记的朱森林记忆犹新。九十年代，他在一次部分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前，对原南洋厂党委书记何汉生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仍给予充分的肯定。

                                                                登于  2008年8月《南洋报》

 

南洋处处有段古

                               南洋电器厂原来是为生产风扇创立的

 

                                     钻石牌风扇被外商抢购一空

 

    南洋厂在五十年代就开始生产风扇，先后叫过“北极牌”和“南洋牌”，因广州市工业布局调整，风扇产品一度转到东升电器厂，1961年连人带风扇又转回南洋厂。南洋厂的风扇从1963年开始出口，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原广东省省长陈郁对南洋厂生产的台风扇十分重视，要求南洋厂风扇要赶超上海华生和日本三菱。厂领导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积极响应，提出“超华生，赶三菱”的口号。职工们解剖分析了国愉外多种品牌的风扇，对南洋厂风扇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进。

    许多工人、技术人员为了提高风扇的功能和质量，开展了一系列攻关。技术人员孙建中为研制风扇的琴键开关，还把家里收音机的琴键开关拆下来研究。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研制出四档风速、可在60度和120度摇摆，风力比其它牌子的大，噪声小、启动易、耗电少，可定时关机等，产品性能和功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了陈郁省长的愿望。

    在1965年第十八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南洋厂生产的钻石牌台风扇被外商抢订一空。11月4日《广州日报》以《钻石牌电风扇驰誉国际市场》为题，用半牌篇幅进行了报道：“交易会开幕仅十几天，世界各地的商人便把南洋厂今年冬天到明年夏天的全部计划产品订购一空，甚至有的商人还要求订购明年秋天生产的电风扇。”

    外商的抢购，使南洋厂风扇车间生产能力明显不足。1966年，按照广州市要求，将南洋厂风扇车间和员工整体搬迁到麓湖路组建“广州远东风扇厂”，厂名据说是市委书记梁湘起的，意思是与南洋电器厂相呼应，一个叫“南洋”，一个叫“远东”，都面向海外市场。

 

                                       “南洋牌”与“钻石牌”之争

 

    1979年国家开始了三年的经济调整，南洋厂开发出吊风扇作为解决配电设备任务不足的“渡荒”产品，1980开始大批量生产“南洋牌”吊扇。为确保吊扇质量，从矽钢片到轴承等关键零件、材料选用进口件，工艺技术也十分严谨。“南洋牌”吊扇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在国际市场上，“南洋牌”吊扇也十分畅销，瑞士商人一次就订购了三万台，美国商人向南洋厂提出做生铁外壳的仿古吊的要求，这种吊扇主要是用作装饰和使室内空调冷气均匀，转速较慢。1981年，一机部对风扇产品质量进行检查评比，南洋厂48寸吊扇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一机部“优质产品”称号。

    1980年，随着“南洋牌”吊扇出口量增多，需要有商标注册，而那时南洋人的商标意识不强，没有及时注册商标。为此，南洋厂致函国家工商部门，解释说，“南洋牌”吊扇在国内外声誉很高，很多外商喜欢选用南洋厂生产的吊扇，申请对“南洋牌”进行商标注册。国家工商部门回函说，“南洋牌”已被上海另一间厂注册了，南洋厂不能使用“南洋牌”商标。尽管南洋厂解释说此“南洋牌”与彼“南洋牌”在商标图案上有差别，南洋厂的“南洋牌”图案是NY，但无济于事，正在此时，市轻工业进出口公司致函南洋厂，希望风扇产品统一使用“钻石牌”商标。所以，在争取“南洋牌”未果的情况下，南洋厂的吊扇后来所使用的商标是“钻石牌”，面对市场上众多厂家生产的“钻石牌”风扇，许多市民买风扇时批定要“南洋钻石”。

    关于“钻石牌”也曾有过一段争议。无论是南洋厂还是远东厂，都认为“钻石牌”是自己创立的（远东厂是南洋厂风扇车间发展而来，因此谁说首创钻石都无过），后来按上级要求让给轻出公司而且转让费非常便宜，远东厂说是几十元，南洋厂说是25元。轻出公司对“钻石牌”进行了注册。远东厂有关领导回忆当时打官司时，法官说：“断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钻石牌’是市里要求让给轻出的，但以法律为准绳，轻出公司对商标进行了注册。”

1985年，国家经济调整期结束，在“南洋钻石”吊扇代不应求，厂内甚至出现汽车排队等风扇的情况下，厂长梁在照果断将吊扇转给他人生产，集中场地、人力和资金，主攻高低压配电柜和开关。南洋厂生产风扇的这段经历，留给人们美好的回忆。           登于2008年9月《南洋报》

 

南洋处处有段古

                                        王德书记与南洋电器厂

 

    在南洋电器厂发展历程中，得到过国家、省市许多领导同志的关怀，薄一波、陶铸、王德、谢非、黄荣海、张广宁、谢仕华、伍亮、刘念祖等曾来南洋厂视察指导工作，而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王德同志与南洋厂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南洋厂工作时间最长。

    王德同志1925年参加学生运动，次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老革命。1954年至1965年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1979年任广东省委书记，1983年离休。

    磁力发电机是拖拉机的关键部件，过去依赖进口。广州开始生产拖拉后，磁电机问题摆上市领导议事日程，1958年“五一”前，广州市委书记王德、副书记曾志等召集有关企业领导开会。要求与会企业迅速制造出磁力发电机。市机电局长钟非把这个任务交给南洋厂，要求一个星期内研制成功。这是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南洋厂副厂长王文赞有些犹豫。南洋厂从未搞过这方面的产品，时间要求又如此短，担心完不成任务拖了市的后腿。钟非局长给王文赞打气，分析了有利条件，王文赞接下了任务。

    回厂后，厂长温坚、副厂长王文赞、车间主任李炳等一开始就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抢时间，甚至通宵达旦。老工人汪锡璜打破常规，省去绘画程序，迅速做好磁力发电机主要部件“转子”模型，市机电局和区工业局领导也到南洋厂鼓劲。“五一”节即将到来，厂领导和工人们奋战通宵，终于在“五一”节上午十时将磁力发电机试制出来，向“五一”节献了礼。

    1964年4月至5月，王德书记率市政策研究组一行4人到南洋厂蹲点，而先期到南洋厂的已有市委组织部工作组和市机电局工作组，根据王德指示，各工作组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当时副组长是朱森林、邹尔康等同志。工作组分析了南洋厂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南洋厂开展产品质量和企业管理两个会战的经验，以及南洋厂“一二三四五六”的做法，即：一个目标（实现五好企业）；两个会战（产品质量和企业管理）；三个严字（严肃对待国家任务、严格的技术要求、严密的管理制度）；四个革命（思想、作风、技术、管理）；五个爱护（爱厂如家、爱护设备、爱护材料工具、干部爱工人、工人爱干部）；六个一等品（启动器、电流互感器、变压器、熔断器、刀开关、电风扇）。

    王德书记在南洋厂蹲点期间平易近人，在那个“运动”年代，他经常组织职工们开会，他是福建人，在南洋厂职工大会上作报告时，旁边还有“翻译”将他的福建话译成广州话。他深入群众，关心职工疾苦。王德书记对南洋厂一直非常关心，他在南洋厂蹲点期间，将尘土飞扬的黄华路改造成市政水泥路；为解决职工宿舍问题，1964年动工，次年完工落成了黄华路79号职工宿舍楼，这是南洋厂第一栋职工宿舍楼。

    在计划经济年代，许多单位都没有权属意识，一切都是国家的，南洋厂虽然在省、市领导的关怀下，占地面积不断扩大，但一些物业没有办理产权。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后称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都需要确权。经办人员找到王德同志，经他确认签名，使南洋厂顺利办理了相关产权。王德同志在南洋厂蹲点期间，对南洋厂的发展和职工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以及职工生活的改善，做了大量实际而有效的工作，南洋厂许多老职工都深深地记着他。

                                                                       登于2008年10月《南洋报》

 

南洋处处有段古

                                    “南洋人”精忠报国之心

 

    1949年10月14日5时50分，国民党军队逃离广州前将海珠桥炸毁，6时30分，解放军先头部队从北郊攻入广州，枪炮声、爆炸声响了一晚。次日拂晓，有人轻轻地敲南洋厂的门，看门人觉得不像是国民党散兵游勇，更不像土匪，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解放军，工人们高兴极了，解放军是来南洋厂借地方休息的，等安顿好解放军，太阳刚刚升起，广州解放了。南洋厂职工建设新中国的热情高涨，曾跟陈祖光到香港的工人何哲文、黄茂明、杨俊等也回到南洋厂参加新中国建设。

    在抗美援朝全国开展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中，南洋厂32名职工踊跃参加，人均捐献了半个月的工资。工人陆彬捐献了几百斤大米，职工们还掀起生产热潮，以劳动竞赛来支援抗美援朝和新中国建设。这时期的技术工人包括上海来的顾铭阁、何哲文、程远、杨志中、杨俊，以及从南洋厂对面80兵工厂招进来的区坤、裴炳贤、李林、徐振福，还有从外厂调入的颜泽开、李炳、邝昭等。工程师有张铣生的堂弟张钺生、陈春柏、何明光等，技师茶树锡。他们是南洋厂起步阶段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人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解放前夕，南洋厂濒临破产，勉强靠陈祖光在香港接的工程维持生计。好几次到开饭时间，始终找不到资方的人拿钱来买米买菜，厨房工人要靠赊米赊菜给大家吃，实在没办法，工人就冲些矽钢片卖钱解决伙食费问题。工人们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却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解放后的工人们开始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变卖了部分生产原材料，出售部分电器零件，使工厂不致于解散。人民政府在百废待兴的建国时期，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扶持民营企业恢复生产，给予贷款和加工定货任务，从根本上挽救了南洋厂，1950年产值比1949年翻了三番。

    1950年4月，南洋厂成立了工会小组，工会组长为杨俊。1951年底进而成立了工会委员会，颜泽开任工会主席。工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当时，工会组织实质上起到党组织的作用。党通过工会领导工人们积极参与生产管理，促进了工厂的发展，随后南洋厂陆续开创出广州仍至华南地区一系列“第一”。

    1950年，为广东揭阳糖厂设计制造出第一批8台低压配电板，这是华南地区第一批国产低压配电板，标志着南洋厂从维修厂向设计制造厂的转变。后来，产品经过不断更新换代，从仿制苏联产品到自主研发，广东地区糖厂低压配电板几乎全由南洋厂生产。

1951年1月，南洋厂自行设计制造出华南地区第一台100kVA2300V400V油浸变压器，设计者是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电机专业的何明光工程师。同年2月，他还为华南文工团试制成功了当时国内新型的单相2kV动圈式调压器，供舞台调节灯光。

    国民经济恢复初期的新中国，面对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于1952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南洋厂开始接受国家计划经济的指导，厂工会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工人裴炳贤、颜泽开在市总工会的组织下，参加中南地区学习班，掌握民主改革运动的方针政策。回厂后，在中共东区委工作队的直接领导下，成立“民主改革委员会”，广泛发动职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依靠受压迫最重的工人召开了大小各类诉苦会议，使广大职工更加热爱共产党和新中国，激发起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工人的觉悟得到提高，裴炳贤、颜泽开、梁仕生三名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后建立企业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在工会和党员的的带动下，职工们参与 工厂管理和技术革新的热情空前高涨。工人李炳改进了旧式皮带车床，装上齿轮箱，经三次失败才成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他还改进车镙丝半圆档板、车圆球刀架等，被评为东区二等先进生产者。工程师余春柏和工人们一起创造了一种连续绕线法，使525kVA变压器高压线圈不需焊接线头，线圈温度稳定，提高了质量，成为华南地区最新的绕线法。变压器绕线组工人集体改良了包纱机，产量提高70%。

    1953年10月制造出525kVA6600/400L变压器，第二年又自行设计制造出625kVA3150/400L变压器，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变压器，南洋厂成为华南地区制造变压器的主要企业，并生产了20个一匹马力电动机，全都装备在本厂的机器上。

    1954年11月，南洋厂第一个党支部宣告成立，首任党支部书记为裴炳贤。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工会带领工人对南洋厂代理经理张铣生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斗争，大家揭发张铣生用糖业公司委托加工配电板的钢材余料，做了两台变压器，以及收买糖业公司检查员，使其马虎验收，以次充好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张铣生的堂弟、技术人员张钺生揭露他制造帐目混乱偷税漏税，以及交钱汇给境外的陈祖光等行为，使国家损失3.6万元。张铣生退补给国家1.35万元后，不想再当代理经理。1962年，上海中建公司董事会委派董事长郁秉坚的弟弟郁秉毅任南洋厂经理。郁秉毅来厂后由于不懂技术，便写信推荐中建公司总工程师宋毓华任南洋厂经理。于是，董事会于9月改任宋毓华为经理，郁秉毅任协理。他们借南洋厂变压器在华南地区具有垄断地位，漫天要价以获取暴利。在1954年1-4月的一项20个变压器合同中，利润高达56%以上。

    解放后，南洋厂职工生产热情的高涨与资方想获取高额利润构成矛盾。有一次，广州市交电公司让南洋厂承担160个电力变压器生产任务，宋毓华抬高价格，第一次报价6万8千多元，交电公司认为太贵没成交，时间被拖下来。工人们知道后，质问资方为何不尽快签订合同？第二次报价6万1仍没谈成。工会站出来进行干预，通过召开劳资协商会核算成本，第三次报价6万元多一点成交了这宗生意，但利润率仍高达40%。为了抢回由于合同谈判拖延的时间，保证这批变压器任务按时完成，工会主席颜泽开发动职工努力完成交电公司的任务，工人李林发出了不完成任务不回家过中秋节的誓言。后来，工人们发挥了当家作主和衷心报国的精神，将除了合法利润15%以外的所得，监督宋毓华退还给交电公司，受到交电公司的表扬和奖励，区工会负责人勉励职工要当好家，作好主。                                                                  登于2008年11月《南洋报》

 

南洋处处有段古

 

                     “我们有本事克服暂时困难”

 

    在南洋电器发展的历程中，遇到过不少困难，，当主营业务受到影响时，广大职工迎难而上，通过艰苦奋斗，以“副业”养主业，节约挖潜和技术革新降低成本等，渡过了难关。

    大跃进、大炼钢铁等“左”的做法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加上赫鲁晓夫撤走援华专家，以及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我国经济陷入困难时期。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基建压缩，工业下马，各行各业面临困难。

    1961年11月27日，《羊城晚报》发表社论，题为《树红旗，立大志，把工业生产推向新的高潮》，社论说：“南洋电器厂等四个厂的情况，是从困难逐渐转为有利，从被动开始转为主动，生产上出现了一个稳定、上升的局面。这个情况可以概括代表我省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并配发了《南洋电器厂精打细算节约成风》的报道。文章说，南洋厂职工经过教育，充分认识到厂内“遍地是黄金”的情况，职工精打细算，一块矽钢片先裁20kWk发电机部件，再套裁14kW电动机部件，直到最后边墨水瓶盖大的材料也用来冲垫圈。厂里有个废料堆现在被职工称为“万宝山”，职工从中翻出不少有用的材料，甚至连铜屑铝屑也清理回来浇铸铜锭铝锭，其中刘彦行生产小组在“万宝山”淘宝最出色。一次，厂里要这个小组赶制60个叫“停档”的零件，而仓库里没有合适的材料，刘彦行小组从“万宝山”淘到材料完成了任务。

    12月7日，市委政策研究室在《南方日报》用半版篇幅介绍了南洋厂与困难作斗争，大力抓好生产的经验。12月30日，《南方日报》再次报道南洋厂等四个企业战胜困难的做法，南洋厂职工的豪言壮语“我们有本事克服暂时困难”成为报道的副标题。

    1962年国家下达给南洋厂的任务仅三成，其余靠自寻出路生产自救。南洋三改变“大鸡不食细米”的经营方式，扩大维修业，争取来料加工，以副业养主业。派出100多人走村串社，分赴南海、番禺、顺德、东莞、高要、中山、罗定等七十个公社排灌站检修电器设备，针对农村普遍存在低压配电设备不足的实际，开发出控制电机与配电屏相结合的组合式启动器。动员140多位干部、工人到三水大旺农场大搞农副业，改善职工生活；与沙河公社农林大队在沙河顶十九路军陵园附近办农场养猪；与小塘公社结下工农联盟，双方在厂内露天设宴庆祝，全厂职工与农民兄弟欢聚一堂好不热闹。同时，大力开展“双增双节”活动，降低生产成本。设计制造一些短平快、小型化的产品适应市场。在厂长王文赞、副厂长连宝榆带领下，设计制造小型轴流泵，被农民兄弟称为贴心“电水车”，一时成为供不应求的紧俏货，获得市经委三等奖。

    这年12月28日的《羊城晚报》以《“金线”传送兄弟情》为题，报道了南洋厂支援农业生产的活动：“辽阔的珠江三角洲原野上，现在已织上了一条条幸福的‘金线’，这些‘金线’接连着千万个农村公社社员的心，也接连着广州南洋电器厂工人们的心。南洋电器厂工人热心支援农业的美名，在珠江三角洲到处流传着。”

    八十年代初国家经济调整，企业主营任务不足，南洋厂开发吊风扇、稳压器等民用产品，以副业养主业，渡过困难期。                                               登于2008年12月《南洋报》

 

南洋处处有段古

 

                                     南洋电器的几次重组

 

    南洋电器厂1955年12月17日公私合营，1956年3月至10月间，市政府先后将光华、锦兴隆、达安、兴华、新光明、艺光、华大、代月、李浩记、南通等私人小厂并入南洋厂这是南洋厂第一次重组，职工从1955年的165人增加到310人，并正式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

    1958年，南洋厂从场地、生产规模、技术力量都较之前有重大飞跃。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省长陈郁指示将南洋厂旁边的郊区法院、省建二公司托儿所等地块划给南洋厂，厂区面积由原来的五千平方米扩大到二万多平方米，房屋面积由原来的两千多平方米扩大到七千五百平方米。成立了变压器、电动机、七关板、工具维修、综合辅助等车间。这年，南洋厂进行第二次重组，人民电机修理厂并入南洋厂，职工人数增加到1000人，南洋厂党组织由总支升格为党委，管理部门由股升格为科。

    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基建压缩，工业下马，但市政府对南洋厂进行了充实和提高。原单独设立的广州电器控制设备厂于1959年并入国华电机厂，改名为国华电器控制设备厂，1961年，南洋厂进行第三次重组，国华厂并入南洋厂，使南洋厂不但人员增加，还增加了一批新设备，大大提升了南洋厂生产加工实力。同时，将南洋厂变压器车间和80多名职工转到广州高压电器厂，而将曾经转给东声电器厂的北极星牌台风扇和35名职工再转回南洋厂。

    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视察了南洋厂，了解推行托勒斯专业化生产的可行性。市领导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市场情况，以南洋厂为骨干，于1966年4月重新成立广州市电器工业公司，所属企业包括南洋厂在内有18个，开展托勒斯式的生产方式。公司领导班子以南洋厂领导成员为主，总部设在南洋厂内。这可算是以南洋厂为依托的以“集团”运营模式的一次重组。

    1968年12月，机电局撤消了广州市电器工业公司，将南洋厂、1106厂、再加上广州电器社、建新电器社、机床电器厂、绝缘材料厂、大德云石制品社重组为一个厂，命名为“广州第一电器厂”，厂部设在南洋厂内，职工人数达2000多人。

    1999年是世纪之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机电集团构建“大南洋”的战略发展拉开帷幕，广州南洋电器厂与广州市电器工业公司进行重组，命名为“广州南洋电器厂”。

    2003年5月20日，机电集团领导谢连元等同志亲临南洋厂参加“广州南洋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仪式，董事长钟振辉，标志着南洋厂转入公司制运营。2005年4月19日，南洋电器与TCL在广东大厦举行了“TCL南洋电器（广州）有限公司”合资签字仪式，合作生产销售南洋电器的高、低压成套产品。

跨入新的世纪以来，在上级的领导下，构建“大南洋”格局基本成形：

广州南洋电器有限公司（国有独资）

TCL南洋电器（广州）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广州市电器工业有限公司（南洋公司控股）

广州南洋工贸总公司（南洋电器子公司）

广州市进出口配件中心（南洋电器子公司）

                                                                    登于2009年1月《南洋报》

 

南洋处处有段古

 

                                从 私 营 到 公 私 合 营

 

    1935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普渡大学的无锡人陈祖光，看到中国机电工业落后的市场机遇，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名堂大但规模小的公司：中国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修理和装配机电产品为主。抗战爆发后，中建公司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陈祖光凭着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以极低的价格将日本人在上海开的三上电气株式会社接收过来，中建公司此时下设三个厂和公司本部的电力安装工程处，三厂和工程处是老班底，一厂二厂由三上电气公司资产组成。

    1947年冬，陈祖光觉得台风扇有市场需求，便在广州买下黄华路27号一块地，打算生产电风扇。1948年秋，全国解放指日可待，陈祖光开始将资产分散到台湾、广州和香港，因赴台航运十分紧张，只运了少量资产便无法再运，三厂的大部分机器和一厂、二厂的部分机器运到广州，一是广州已有筹建基础；二是广华侨多，利于融资；三是临近香港，利于材料进口；四是国民党官员挽留其在广州发展。当时从厂长到勤杂人员共18人，陈祖光任经理，首任厂长兼总工程题是武书鼎。建厂发起人有陈祖光、华维、张铣生、曹铭光、顾鼎光、邹茂桐等十人，产品将出口南洋，故起名“南洋电器厂”，注册资本为港币4.2万元，占地面积3144平方米，厂房面积440平方米，设备只有14台“老爷”车床、钻床等，1948年11月1日宣布开业，以修理欧、美、日等国产的变压器、电动机、发电机等为主。

    1949年7月，陈祖光将南洋厂交给武书鼎支撑，在香港组建了一个十余平方米办公面积的“环球电器公司”。这时期通货膨胀，货币急剧贬值，上午发的工资，下午就贬值一半。老技工董福泉代表大家找到武书鼎协商，要求改发比较稳定的港币。武书鼎大怒，劳资关系紧张。此时，陈祖光刚好从上海飞到广州，一进厂门发现气氛不对，为稳住工人，陈祖光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而实际上，拖欠工资经常发生。广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扶持民族工商业，给贷款和加工定货任务，挽救了南洋厂，1949年产值1.69万元，1950年产值3.08万元（折合现币值）。

    1955年2月，厂工会主席、东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颜泽开，向大会得交“要求南洋电器厂实行公私合营”的提案，经大会审议后提交市人委办理。同年秋，南洋厂资方也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使公私合营顺理成章。10月16日，王文赞率工作队来到南洋厂，召开党、工、团联席会，统一认识，明确做法，反复交待政策，取得了公方、资方和职工群众三方面都满意的结果，1955年12月17日，南洋厂实行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后，职工当家做主的精神有了施展的舞台，为变革作坊式的落后管理方式，大家用较短的时间就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计划、财务、劳资、供销、技术管理制度，健全了企业管理制度，南洋厂步入正规化生产的轨道。南洋厂青年突击的代表在市电工器材公司召开的会议上，向其他企业提出挑战，保证用业余时间修复两台小型螺丝车床、两台手扳冲床、一台小六角车床等，得到其他企业青年的积极响应。同时，党支部也举行了誓师大会，带领职工在1956年二季度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职工们认识到，开展劳动竞赛不是为了资方增加利润，而是为了新中国建设作贡献，一场人人提合理化建议、个个献技术的竞赛蓬勃开展起来，决心以优异成绩向市第一届党代会献礼。周基制成的拗角机提高效率五倍，他的开料法每台配电板可节约角铁21寸，按60台计可节约角铁面无私20多米；区坤的剪床自动压板机工作法节省劳动力1/3；何哲文的多刀车削法提高工资四倍。

    公私合营后，厂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对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进行整改，制订安全操作规程，发放劳保用品，增设风扇降温。这些安全措施在当时是一件鹇事，工人们感到公私合营对劳动者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公私合营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73万多元，生产电力变压器比公私合营前的1955年增长62%，低压配电板增长235%，台风扇正式投产56台，南洋厂以可喜的成绩为公私合营第一年添上一笔重彩。                                                                        登于2009年3月《南洋报》

 

南洋处处有段古

 

                      王 文 赞 的 用 人 之 道

 

    在南洋厂建厂四十周年庆典时，广州市总工会主席王文赞回到南洋厂，职工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在庆典会上和会下，他与职工的亲热程度达到沸点，“亲密无间”是对他与职工的关系最好的注解。

    笔者在档案室查找资料时，发现南洋厂首任公方厂长王文赞和首任党委书记何琼同时犯过“严重错误”而受到处分，用当时的话讲是阶级立场不够坚定，说轻点，是团结过了头。本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我党致胜法宝，但在“左”的时期，团结过了头，扣个大帽子是阶级立场问题。王文赞和何琼在“左”的年代犯的错误，现在看来并无大碍。

    南洋厂在发展之初合并重组了一批小厂，这些小厂的老板以及主要技术骨干都有一技之长，当时叫“资本家”，现在看来有的充其量不过是个体户（雇工七人以下），为了企业的发展，王文赞和何琼两位领导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尤其是一些有一技之长，被职工称之为“王”的人。例如“电王”、“弹簧王”等等。

    “电王”陈安的特长是电焊机技术。1958年，在陈安设计和指导下，制成五用电焊机，提高工效三十倍，这台设备在参加全国机械工业土设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1959年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陈安作为技术能手代表，出席了北京群英会。后来，陈安曾为广州某电焊机厂提供过技术指导，使该厂的电焊机成为名牌产品。

    王文赞善于团结人，即使是有“历史污点”的人。在王文赞的领导下，形成领导了解工人，工人了解领导的好传统，彼此无亲疏，干群关系非常好。“文革”期间，到机电局“支左”的军代表来南洋厂看大字报，发现“揭批”王文赞的大字报非常少，引起军代表的注意。

在历次运动中，王文赞总是千方百计保护、重用一批能人。杨志中是南洋厂变压器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由于年轻时加入过“三青团”，是一位有“历史污点”的人。“文革”时期，杨志中下放到车间劳动，为提高CJ10、CJ12两类接触器的自配率，厂决定开发新型的电动起动器。杨志中主动承提了这项开发任务。

    在班组搞设计，条件简陋，没有办公室，也没有绘图板。他在班组一个角落，一张钳工凳是他的“桌子”，两个旧线辘是他的“凳子”，一把计算尺、几支铅笔，再找些旧图纸，这些成为他设计的全部家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新产品QJ10电动式自耦减压起动器的样机就试制出来了。加上采取边试制边生产的生产方式，不到一年，QJ10电动式起动器已完成了从7kW至130kW10个规格，到1972年，年产量已将近一万台。在此期间，杨志中还设计制造了40kVA、55kVA水冷式稳压器各一台，以及其它一些新产品，他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有一次，杨志中同何汉生出差途中聊天时，杨志中说，王文赞很关心他，曾希望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据吴润豪回忆说，有一次运动时，王文赞找到杨志中说，你要有所准备，但我们会根据政策尽力把你留下。                                                     登于2009年4月《南洋报》

 

南洋处处有段古

 

                     走出去  一片艳阳天

 

    电梯辅件车间是我公司生产的主要车间之一，其前身是省农机一厂机修车间，后合并了包括金工和冲压车间以机加为主的部分工种。电梯辅件车间目前的生产局面，是通过大家共同努力，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二十多年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说起来还有段古。

    据史料记载，广东省第一农机修配厂成立于1958年6月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期，当时由七个手工业社（组）、二十多个“山寨厂”组成，主要有：华南汽车修理厂、建华轮胎社、光明五金社、建华汽车学校等，初始厂名是“华南汽车修理厂”，后改为“华南农机修理厂”、“广州市农机中心修理厂”、“广东省农机修配厂”，无统一厂址，各社分散在市区民房内，隶属广州市北郊区机电局管理。1960改名华南农机修配厂，将分散的各社集中到景泰坑统一建厂，当时职工只有一百多人，十几台旧式皮带车床靠一个马达带动。

    1969年改名为“广东省第一农机修配厂”，加大了投入和设备更新改造，主要生产135系列柴油机的油泵、油嘴，专业化程度很高，拥有各类专用机床300台套，包括从西德、意大利等国进口的专用磨床等设备。机修车间当时的任务是修理机床、专机制作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拥有一批技术过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及品种齐全的机械设备，这些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农村掀起包产到户的热潮，一时间农业机械包括柴油机等产品不能适销面纷纷下马，省农机一厂处于无工可开的状态。此时，厂部适时作出一个决定，鼓励各生产车间承包，自行到社会上接加工任务，所得利润与厂部分成计提奖金。这一决定在当时是新鲜事，调动了车间的积极性，正所谓两条腿走路要比一条腿走路好。于是，各车间纷纷开展生产自救“找米下锅”，偶件车间甚至组织职工为省进出口公司织毛衣。机修车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积极外接任务，并取得明显的效果，职工们不但有工资可发，还有相对可观的奖金。更重要的是车间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得到了锻炼，不再“等、靠、要”了。大家知道，只有靠努力才能谋发展，机遇是永远青睐思路正确勤奋努力的人。

    根据市经委穗经生（1983）66号文《关于省农机一厂与第四电器厂合并问题的批复》，省农机一厂与四电于1984年1月1日正式合并，厂名为“广州第四电器厂”。合并重组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公式之一，企业自身发展是这样，无论是南洋厂、农机厂还是四电厂，起步时都是通过合并一些小厂而壮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并也是这样，世纪之交南洋厂与电器公司合并，此前，电器公司与四电合并，再前，四电与省农机一厂合并，都无一例外。

    1985年，已合并为第四电器厂的机修车间，除为电器车间做一些工夹具外，仍要外接任务。一天，广州电梯工业公司主管技术的副经理刘慧儒（原南洋厂右控研究所长，曾开发南洋厂“渡荒”产品吊风扇，1982年随南洋厂厂长赖朗调电梯公司），在副厂长苏炎欣陪同下参观四电厂，当看到机修车间那一大溜机床整齐地排列在宽敞的厂房里，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不禁想到何不把发愁多时的电梯门锁交给他们试制。原来，当时“广梯”引进了日立YP梯技术，正进行国产化，其中重要的安全部件门锁已委托几家供货广日电梯的厂试制，进展都不太理想，比较像样的是当时花县的一家厂，但精度达不到要求。

    拿到图纸和样品后，车间主任杨虾、工程师钟港、关玉华立即研究起来，钟港连夜赶出了工艺方案，决定先以机械加工的方法，辅以简易的压铆模具把样机做出来。按照分工，工程师关玉华设计压铆模，钟港负责机加工的工作。这门锁真的很难做，精度要求较高，最难的是门锁勾上有一渐开线齿牙以一定角度与锁板上的齿槽啮合。但这难不倒机修人。半个月后，第一把门锁装配出来了，经过“广梯”严格的检验（包括主件主项和主机），精度完全达到要求。紧接着，进行型式试验（七百万次无故障），以及完善工艺工装，最后在机电局科技处的主持下召开了国产化鉴定会，定型为ZS1门锁。从此，四电厂就成了“广梯”门锁的供应厂，而花县的那家厂却下马了。“广梯”建议四电厂，去花县那家厂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他们的门锁落料模，但买回来一看，他们模具的体积却是四电厂自行设计模具的四倍之多，还需要配套160吨的冲床，而四电厂只需100吨冲床即可，技术判别可见一斑。模具白买了，但花县之行，即是向同行虚心学习的一次机会，也是对门锁试制成功者的一种肯定。此后，“广梯”的门锁有很多由机修人完成，包括：货梯锁、ZS2门锁、B89门锁，加上为“广梯”配套的其它产品，至今月产值已达600万元。据刘慧儒回忆，当时她多次到四电，曾带去不少图纸，但由于研制进度不太顺利，否则电梯辅件会做得更大。

    1991年，四电厂已合并为电器公司，公司下有两个分厂，一个是在电器成套车间基础上成立的电器成套厂，一个是在机修车间基础上成立的电梯电器辅件厂（后撤消），此时电梯电器辅件厂的任务相当充足，为鼓励职工积极工作，辅件厂在按劳分配上进行改革，其中一项是超额工时的奖金为定额工时奖金的一倍。此方案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当时虽然任务很紧，但辅件厂很少安排加班，职工们都很自觉地牺牲一些休息时间，力争多作贡献多拿奖金，此做法延续至今。

电梯辅件车间的这段古，是否值得我们思考和启迪？                                                                   登于2009年6月《南洋报》

 

南洋处处有段古

　　　　　　　    　１１０６厂的变迁

 

    为贯彻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广州市政府协调各工业局，在花县梯面一带建了一批“三线厂”。此时的广州南洋电器厂以车间为单元拆分为低压电器厂、模具厂、维修厂等，并以南洋厂领导为主重新组建广州市电器工业公司。１９６６年初，电器公司选派一支十几人组成的先遣队奔赴花县梯面山区筹备１１０６厂（现花都梯面广州市第二工人疗养院对面），党委书记郑仰在厂门口亲自为先遣队授旗。

    为了大队人马的到来打好基础，先遣队员不辱使命，克服重重困难，一顶草帽，一把锄头在荒山野岭中艰苦奋斗，挖山坑、抬大石，自建水力发电站，成为当时这一带十多家“三线”厂中唯一有电站的单位，受到工委的好评。１９６７年，厂动员职工到１１０６厂工作，职工们踊跃报名，“上山”的人员以低压电器厂职工为主，并招收了一批在南洋厂办学的广州机电学校半工半读毕业生，以及一批职工子女和复员转业军人，主要生产低压开关，隶属南洋厂管理。无论是先遣队还是后来陆续上山的职工，他们离开大城市到偏远困苦的山区，为国家为企业奉献出青春和力量，有不少年轻职工在工作中产生爱情的火花。

    １１０６厂１９７８年改为独立核算的第六电器厂，１９７９年上半年职工“下山”，１９８０年１月撤消编制。开始，南洋厂一下子接纳不了１１０６厂回来的职工，许多人是先到广州高压电器厂作临时安置，一年后，主要资产和大部分职工回到南洋厂。

    １１０６厂的车间、宿舍等不动产需要处理，赖朗刚来南洋厂任厂长不久，对情况不是很了解，他委托负责基建的吴润豪处理。吴联系了省公安厅行政处李朋生（后任武警后勤部长）、政治部主任予思栋，当时省劳改局下属的英德劳改场想将１１０６厂改为劳改场。此事被市总工会知道后，向市政府管理工业的副市长汤国良反映，汤国良把吴润豪找去，说，市总工会想搞个疗养院，你不要把１１０６厂卖给别人。吴润豪提出南洋厂的困难，很多职工当时响应号召上山，在山区工作了十几年，现在拖儿带女回来又无宿舍，怎么安置？谁给钱就卖给谁。

    一个月后，市总工会主席梁超把赖朗、李为兵、王承均等厂领导和吴润豪叫到市总，梁超说：“工会的工作都不支持，为什么要卖厂房？我建疗养院也是为了大家，开会时你们个个都说无困难，现在却诸多意见。”赖朗说：“我面对生产压力、１１０６厂职工安置的压力，我很吃力，无法面对这些职工。１１０６厂具体是老吴处理的，你问他吧。”

    梁超又把火发到吴润豪头上：“你是什么人，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国家干部？我撤了你。”吴润豪也火了：“我只不过是一个工人，领导叫我全权负责处理山区遗留的问题，不给钱没法谈。”双方不欢而散。后来，汤国良又把吴润豪叫去，市总工会副主席王文赞、市总生活部长郑仰这些原南洋厂领导也一起来做工作。吴说，此事无钱免谈，对方已经考察１１０６厂厂址，很满意，同意给４０万元，我还想争取到５０万哩。汤国良说：“这样吧，我们市府出１０万，市总工会出１０万给你们厂，好不好？”这样，１１０６厂“卖”给市总作第二工人疗养院的宿舍。吴润豪了结此事，又被派去电器公司搞十八甫南宿舍去了。

    １１０６厂的职工回归南洋厂后，为南洋厂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成为南洋厂的骨干，如：钟振邦、胡起元、卢灿流、陈庆祥、陈月明、祝甫庭等。                                                                         登于2009年7月《南洋报》

　　　　　　　　　　　　　　　　　　　　　　　　　　　　　　　　　　　　　　　　　　　　　　　　　　　　　　　　　　　　　　　　　　　　　　　　　　　　　　　　　　　　　　　　　　　　　　　　　　　　　　　　　　　　　　　　　　　　　　　　　　　　　　　　　　　　　　　　　　　　　　　　　　　　　　　　　　　　　　　　　　　　　　　　　　　　　　　　　　　　　　　　　　　　　　　　　　　　　　　　　　　　　　　　　　　　　　　　　　　　　　　　　　　　　　　　　　　　　　　　　　　　　　　　　　　　　　　　　　　　　　　　　　　　　　　　　　　　　　　　　　　　　　　　　　　　　　　　　　　　　　　　　　　　　　　　　　　　　　　　　　　　　　　　　　　　　　　　　　　　　　　　　　　　　　　　　　　　　　　　　　　　　　　　　　　　　　　　　　　　　　　　　　　　　　　　　　　　　　　　　　　　　　　　　　　　　　　　　　　　　　　　　　　　　　　　　　　　　　　　　　　　　　　　　　　　　　　　　　　　　　　　　　　　　　　　　　　　　　　　　　　　　　　　　　　　　　　　　　　　　　　　　　　　　　　　　　　　　　　　　　　　　　　　　　　　　　　　　　　　　　　　　　　　　　　　　　　　　　　　　　　　　　　　　　　　　　　　　　　　　　　　　　　　　　　　　　　　　　　　　　　　　　　　　　　　　　　　　　　　　　　　　　　　　　　　　　　　　　　　　　　　　　　　　　　　　　　　　　　　　　　　　　　　　　　　    

南洋处处有段古

 

                           黄华路厂区的历史韵味

 

    黄华路厂区进行亚运整饰工程，致使一间古建筑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

这个古建筑的传闻较多，有“寺院说”、“道台说”、“书院说”等，但在老职工的传言中，“寺院说”占了上风。

    这个古建筑是“黄华寺”，座北向南，黄华路因此得名。“黄华寺“曾前后有两间，属于“二进式”院落，前面那间已拆除。据胡起元近日查阅《广州宗教志》和《广州宗教志资料汇编》第一册“佛教”栏目记载，黄华寺建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创建人释函可。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在现在金字架车间门前道路对面有一排俗称“18间”的房屋，座东向西，是女济养院，黄华寺因紧靠“18间”南端，此时黄华寺作为女济养院附属物业。曾在职工中流传说法，此女济养院是用慈禧太后胭脂粉“捐建”的，看来与史料有出入，如果慈禧当政时期的清政府曾拨款维持，这个传说才能成立。有一年发大水导致东濠涌水患，淹死一些老人，越秀桥石碑有记载因水患有人疏理东濠涌事。

    2004年7月，罗树勋组织修建我公司紧靠东濠涌边围墙时，在此古建筑附近挖出一块清光绪十二年立的石碑。说起这块石碑有点意思，有点像现在政府的办事指南和岗位职责。这块石碑说这个官员是“署广东督粮分巡道补用道李为”（有官职和姓名），据见过此碑的人回忆，碑上刻有其管辖的内容，而且“父子不能同时管钱”（有点廉政的味道，也可理解为会计出纳分开），“修缮一间房二两四钱银”，“打一个马掌二钱银”（明码实价）等等。据胡起元回忆，这块石碑的出土位置可能是建礼堂综合楼时发现的，后移到古建筑这里。从挖出古石碑的情况看，这块石碑有人当初有心保护它，因为涂在石碑字面上的泥土是黄色粘土，但挖出石碑附近的土是黑色的。结合胡、罗二人的说法，罗发现石碑的地方应该不是原址，是被人移到此处掩埋的。罗树勋发现石碑后同胡起元说了此事，胡起元向莫海燕总经理书面请示是否找文物部门鉴定，莫总批示同意。此碑被广州博物馆刘欣欣于2004年7月29日取走。

    有一位以色列商人去年和今年多次来过黄华路厂区，对这间古建筑十分感兴趣，想租赁并恢复古味，因种种原因未如愿。他对金字架车间也十分在意，认为虽然有几十年历史，但毕竟是历史。这位商人很有头脑，他看中东濠涌改造，如果租赁古建筑和金字架车间，他打算拆掉厂区与东濠涌之间的围墙，同东濠涌步行街呼应。无独有偶，一位香港画商也看中金字架车间，想租赁搞名画收藏和销售，因当时我公司正进行黄华路厂区第二轮租赁招标，此事未应承。新加坡某建筑设计公司也喜欢金字架车间，曾想租赁为设计工作室。

    黄华路厂区一带确实有些“古味”，据老人回忆，原铁儿公司小楼原址紧靠东濠涌，过去是一个码头，一些小船通过珠江沿东濠涌进入，传闻是现省党校原清造币厂运输码头。民国时期，原清朝造币厂被改为军工厂，抗战时期小日本轰炸军工厂，造成黄华路一带居民死伤无数。后人在黄华路厂区附近立“血洒黄华”的石碑记之。                     登于2009年11月《南洋报》